有一次接受訪問時，主持人問我是否感覺受到一種極大的外來壓力（我某本書中寫過一種類似精神崩潰似的行為爆裂，大概寫得太真實了）……我承認有，這種壓力約略會出現於每次選舉前後。接著主持人問我說，我是否認為自己該為這種壓力負責，比如說我該做些自省之類的？這問題著實地讓我驚訝了好一會，我完全不能理解，為何我該要為我所遭受的「莫須有」壓力負責？
世界大部分法律、風俗、宗教，在起初、在野蠻時代時都有一種玩意叫「連坐法」，在「中國支那豬」那個「該死的野蠻」國家稱這玩意為「誅九族」（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找「九族」定義），古猶太人也有這種父親犯罪孩子該死的習俗，因此「原罪」的觀念甚為盛行……
法律、風俗、宗教都是會進步的。於是猶太先知耶利米說：「當那些日子，人不再說：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但各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這種觀念相對的出現在佛教，在任何先進的宗教與法律與風俗與人心裡。
所以，陳進興的父母、妻子、兒女是否應當承受陳進興所犯的罪孽？在文明人的法律中，一人做事一人當，每個人依著自己所做的去承受自己應當得到的待遇。所以法律保護著陳進興的兒女，好心人帶著他們隱名埋姓過著新生活……為什麼需要這樣？理論上，所有人都該知道父罪不該延子；但問題就是有某些狂熱份子以為斬草該除根，至少也要讓陳進興的妻女羞辱一世，要是能羞辱個二三四五六代就更完美了。
外省人，並不是我所選擇的一種身份，也不是我能拋棄的，這就像是我無法拋棄我的姓氏、血緣一樣。我的上一代「可能」做了某些見不得人得事情，但我該繼承那些原罪嗎？並且因此感覺羞恥進而悔改？請問，我要悔改些什麼啊！我又做了什麼需要悔改？如果我犯了罪，違反了法律或風俗民情，那麼我該羞恥不安，可是我要怎樣去羞恥不安我不知道的事情，只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嗎？
今天外省人的憂鬱來自於哪？是來自於那些莫名其妙不斷要外省人悔改的人。有些人妄加罪名，說外省人是不堪失去既得利益所以憂鬱，像是找不到毛線球的小花貓一樣。不！外省人的憂鬱是來自於這些人的胡亂添加，好像說陳進興的孩子相當憂鬱，是因為他無法跟他父親一樣拿槍出去搶劫、殺人……我老實不客氣的說，陳進興孩子的憂鬱是出於別人異樣眼光，與不公平的指責。
只是我一向是謙遜、低調的，只要是能不被罵，很當然會依著他們所說的去悔改、認罪；可是他們罵的那些外省人多半早已死了，而我卻徬徨地找不到自己的罪。我想我一定是有罪的，當然，我是說在原罪之外，這些指責我的人都很有學問，他們不會用原罪這種爛理由來嘲笑自己。
我跪倒在祭壇前，算了又算，陳明了又陳明，除了違規停車外我一點也找不到自己是幹了什麼滔天大罪。我生在此，活在此，娶妻生子在此……我按時納稅，繳電話、水電、房租等等，從不拖欠——除了，我對政治沒什麼興趣，或是說，我在政治立場上跟別人相左右。
今天我想說的是，極大部分外省人第二三四代是抱著這樣的心思，而這些人已經是台灣外省人的大多數了。當你在罵「外省人」時指的是一個廣泛的族群，並提醒一堆人他們名字叫：「外．省．人」，而這族群中的大部分人本來已經忘了自己是誰，沒忘的也正試圖想要隱匿起來，然後心底說著：
「求求你們再給我一點時間，我發誓我的孩子會學好台語，我發誓我會數典忘祖，我需要的只是時間，全然沒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如果有『自稱』是外省人的該死亡八蛋不自愛的反抗你們，我要說，那是一小撮不自愛的三合一敵人，他們以為這裡是該死的民主國家……這些人與我完全無關。我愛台灣，請不要罵我，我完全擁護英明、偉大、睿智、永生不死的領導中心，百分之百。」
偉大的費曼對自己參與製造原子彈的起初感覺是：「看到有人蓋橋、築路，我又想：他們都是神經病，什麼都不懂，幹嘛還要蓋新的東西？一切都是白費功夫而已。」一九七五年，費曼在加州大學演講時說：「事實上我的想法錯了，蓋橋並不是白費功夫，我很高興這些人有此遠見，繼續往前邁進。」
費曼對原子彈感到憂鬱之時，他正在康乃爾大學任教，那時他感覺自己完蛋了，「我什麼也想不出來……」只是費曼有種偉大的個人哲學，這哲學是：「你不需要為身處的世界負任何責任」，這句話是偉大的科學教父馮諾曼告訴他的，而費曼終身以此為座右銘。
在原子彈事件後，幾乎所有參與製造的科學家都陷入了憂鬱，感覺自己是個兇手。費曼則用另一種眼光看這事情——不是我的錯，我做的是我做該做的一部份，我並不是那個下命令的人。別人不應當將這責任歸給我，我也拒絕接受如此責任，我唯一要做的是自由自在做好我該做的本分事情——在全想通的那天下午，「自由的」費曼注意到有人在玩飛盤，因這飛盤後來導致他發展出「費曼圖」，終而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但費曼濫用了他的自由嗎？不！從此費曼用盡方法不再接觸政府、避開政治，對於任何政治家或是政治理念他的態度都是鄙夷的，所以費曼沒再製造出任何殺人的武器了。
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納許（電影《美麗境界》的故事就是說他），因為美國政府要求他「愛國」，最後終於搞到精神崩潰……當時，像這樣該死要求別人要按著「我的理念」來「愛國」的事件有多少呢？
關於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大家都該清楚，那種期望人人以「確實的行動」來表現愛國，用「密告」表明自己清白方式來愛國，只要是「共產黨」或是「九族」裡有「疑似共產黨」的就是「不愛國」。麥卡錫雖然成功的讓共和黨在一九五二年大選獲勝，但卻成了美國歷史上一塊極大的污點……我有時認為麥卡錫其實是偉大的，因為他的錯誤，以致於美國能更清楚該怎樣面對人民的自由。
人民自由裡最大的一項原則即是：「沒有人可以在一個人不妨礙他人自由時，剝奪這人的自由。」在偉大的立國（隨便哪國）精神裡，每個人都是被當作「一個人」看待的（不是狗也不是豬），而國家應當是服務這個人的一種機器。只是，某些人不停妄圖告訴我們政治是偉大的，是該凌駕一切的，某些人天生就該向另些人道歉，只因為他的父母「可能」幹過些什麼——關於這些不停說話的人，我必須不客氣的指責，你們不過是一些偏激狂罷了！當了政治打手尚不自覺，還以為自己是麥卡錫那種替天行道的偉人。
在網路世界裡，常被人視作最卑賤、最低層的是「色情網站」，偶爾我會去逛逛，但從不敢公開承認，怕是別人知道後會污了我列代祖宗與子孫們的名字。經歷了這次台灣大選後，我發現他們還不是最低等的……在色情網站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句話：「政治豬滾開！」
瞧！政治簡直是比色情還要無所不入，還要低賤，單看全國人民一年收到的政治傳單與色情傳單；看（聽）政治節目與Ａ片比例就知道了。是怎樣的人讓政治變成比色情還要低賤的？第一當然是因為政治本身就是垃圾；其次是政治家；而真正讓這一切被實現的則是——那些喜歡告訴我們「正確」與「不正確」理念的政治打手們，從陳文茜到周玉蔻到那些媒體到許許多多自以為是的政治狂熱恐怖份子們。
費曼說：「當你以科學家身份講話時……不單只是不欺騙別人，而且還要盡其所能說明你可能是錯了的品德……」
請注意，科學似乎是這世界裡最接近「絕對」或「真理」的東西，當科學家在闡述理論時都得具備自己可能有錯的謙虛，那麼討論政治的人又憑什麼這樣直言——我是正確的，我是絕對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沙特說，這世界的真理一直在變，所以他必須隨時修正觀念，並且努力學習不要說出讓自己丟臉的大話。
謬西 2004.07.02
世界大部分法律、風俗、宗教，在起初、在野蠻時代時都有一種玩意叫「連坐法」，在「中國支那豬」那個「該死的野蠻」國家稱這玩意為「誅九族」（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找「九族」定義），古猶太人也有這種父親犯罪孩子該死的習俗，因此「原罪」的觀念甚為盛行……
法律、風俗、宗教都是會進步的。於是猶太先知耶利米說：「當那些日子，人不再說：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但各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這種觀念相對的出現在佛教，在任何先進的宗教與法律與風俗與人心裡。
所以，陳進興的父母、妻子、兒女是否應當承受陳進興所犯的罪孽？在文明人的法律中，一人做事一人當，每個人依著自己所做的去承受自己應當得到的待遇。所以法律保護著陳進興的兒女，好心人帶著他們隱名埋姓過著新生活……為什麼需要這樣？理論上，所有人都該知道父罪不該延子；但問題就是有某些狂熱份子以為斬草該除根，至少也要讓陳進興的妻女羞辱一世，要是能羞辱個二三四五六代就更完美了。
外省人，並不是我所選擇的一種身份，也不是我能拋棄的，這就像是我無法拋棄我的姓氏、血緣一樣。我的上一代「可能」做了某些見不得人得事情，但我該繼承那些原罪嗎？並且因此感覺羞恥進而悔改？請問，我要悔改些什麼啊！我又做了什麼需要悔改？如果我犯了罪，違反了法律或風俗民情，那麼我該羞恥不安，可是我要怎樣去羞恥不安我不知道的事情，只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嗎？
今天外省人的憂鬱來自於哪？是來自於那些莫名其妙不斷要外省人悔改的人。有些人妄加罪名，說外省人是不堪失去既得利益所以憂鬱，像是找不到毛線球的小花貓一樣。不！外省人的憂鬱是來自於這些人的胡亂添加，好像說陳進興的孩子相當憂鬱，是因為他無法跟他父親一樣拿槍出去搶劫、殺人……我老實不客氣的說，陳進興孩子的憂鬱是出於別人異樣眼光，與不公平的指責。
只是我一向是謙遜、低調的，只要是能不被罵，很當然會依著他們所說的去悔改、認罪；可是他們罵的那些外省人多半早已死了，而我卻徬徨地找不到自己的罪。我想我一定是有罪的，當然，我是說在原罪之外，這些指責我的人都很有學問，他們不會用原罪這種爛理由來嘲笑自己。
我跪倒在祭壇前，算了又算，陳明了又陳明，除了違規停車外我一點也找不到自己是幹了什麼滔天大罪。我生在此，活在此，娶妻生子在此……我按時納稅，繳電話、水電、房租等等，從不拖欠——除了，我對政治沒什麼興趣，或是說，我在政治立場上跟別人相左右。
今天我想說的是，極大部分外省人第二三四代是抱著這樣的心思，而這些人已經是台灣外省人的大多數了。當你在罵「外省人」時指的是一個廣泛的族群，並提醒一堆人他們名字叫：「外．省．人」，而這族群中的大部分人本來已經忘了自己是誰，沒忘的也正試圖想要隱匿起來，然後心底說著：
「求求你們再給我一點時間，我發誓我的孩子會學好台語，我發誓我會數典忘祖，我需要的只是時間，全然沒有任何反抗的意思。如果有『自稱』是外省人的該死亡八蛋不自愛的反抗你們，我要說，那是一小撮不自愛的三合一敵人，他們以為這裡是該死的民主國家……這些人與我完全無關。我愛台灣，請不要罵我，我完全擁護英明、偉大、睿智、永生不死的領導中心，百分之百。」
偉大的費曼對自己參與製造原子彈的起初感覺是：「看到有人蓋橋、築路，我又想：他們都是神經病，什麼都不懂，幹嘛還要蓋新的東西？一切都是白費功夫而已。」一九七五年，費曼在加州大學演講時說：「事實上我的想法錯了，蓋橋並不是白費功夫，我很高興這些人有此遠見，繼續往前邁進。」
費曼對原子彈感到憂鬱之時，他正在康乃爾大學任教，那時他感覺自己完蛋了，「我什麼也想不出來……」只是費曼有種偉大的個人哲學，這哲學是：「你不需要為身處的世界負任何責任」，這句話是偉大的科學教父馮諾曼告訴他的，而費曼終身以此為座右銘。
在原子彈事件後，幾乎所有參與製造的科學家都陷入了憂鬱，感覺自己是個兇手。費曼則用另一種眼光看這事情——不是我的錯，我做的是我做該做的一部份，我並不是那個下命令的人。別人不應當將這責任歸給我，我也拒絕接受如此責任，我唯一要做的是自由自在做好我該做的本分事情——在全想通的那天下午，「自由的」費曼注意到有人在玩飛盤，因這飛盤後來導致他發展出「費曼圖」，終而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但費曼濫用了他的自由嗎？不！從此費曼用盡方法不再接觸政府、避開政治，對於任何政治家或是政治理念他的態度都是鄙夷的，所以費曼沒再製造出任何殺人的武器了。
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納許（電影《美麗境界》的故事就是說他），因為美國政府要求他「愛國」，最後終於搞到精神崩潰……當時，像這樣該死要求別人要按著「我的理念」來「愛國」的事件有多少呢？
關於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大家都該清楚，那種期望人人以「確實的行動」來表現愛國，用「密告」表明自己清白方式來愛國，只要是「共產黨」或是「九族」裡有「疑似共產黨」的就是「不愛國」。麥卡錫雖然成功的讓共和黨在一九五二年大選獲勝，但卻成了美國歷史上一塊極大的污點……我有時認為麥卡錫其實是偉大的，因為他的錯誤，以致於美國能更清楚該怎樣面對人民的自由。
人民自由裡最大的一項原則即是：「沒有人可以在一個人不妨礙他人自由時，剝奪這人的自由。」在偉大的立國（隨便哪國）精神裡，每個人都是被當作「一個人」看待的（不是狗也不是豬），而國家應當是服務這個人的一種機器。只是，某些人不停妄圖告訴我們政治是偉大的，是該凌駕一切的，某些人天生就該向另些人道歉，只因為他的父母「可能」幹過些什麼——關於這些不停說話的人，我必須不客氣的指責，你們不過是一些偏激狂罷了！當了政治打手尚不自覺，還以為自己是麥卡錫那種替天行道的偉人。
在網路世界裡，常被人視作最卑賤、最低層的是「色情網站」，偶爾我會去逛逛，但從不敢公開承認，怕是別人知道後會污了我列代祖宗與子孫們的名字。經歷了這次台灣大選後，我發現他們還不是最低等的……在色情網站裡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一句話：「政治豬滾開！」
瞧！政治簡直是比色情還要無所不入，還要低賤，單看全國人民一年收到的政治傳單與色情傳單；看（聽）政治節目與Ａ片比例就知道了。是怎樣的人讓政治變成比色情還要低賤的？第一當然是因為政治本身就是垃圾；其次是政治家；而真正讓這一切被實現的則是——那些喜歡告訴我們「正確」與「不正確」理念的政治打手們，從陳文茜到周玉蔻到那些媒體到許許多多自以為是的政治狂熱恐怖份子們。
費曼說：「當你以科學家身份講話時……不單只是不欺騙別人，而且還要盡其所能說明你可能是錯了的品德……」
請注意，科學似乎是這世界裡最接近「絕對」或「真理」的東西，當科學家在闡述理論時都得具備自己可能有錯的謙虛，那麼討論政治的人又憑什麼這樣直言——我是正確的，我是絕對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沙特說，這世界的真理一直在變，所以他必須隨時修正觀念，並且努力學習不要說出讓自己丟臉的大話。
謬西 200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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