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想對《東森新聞．大陸組召集人》陳增芝小姐於二○○四年四月廿七發表之《叫學運？太扯了！》一文表達一些個人意見。
首先，陳增芝小姐文中有點我是贊同的：抗議學生有無政治背景不重要、勿需為所屬政黨背景背負原罪。這裡我只想對此文的其他部分做一討論，希望沒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讀了陳小姐的文字……
陳小姐的立論我大膽的整理分類一下，大致是：
一、此次絕食運動沒創意。（註：老實說，這句話我沒看懂，應該是我天性愚魯，竟然感覺這話裡有著一種輕浮……不過我情願相信自己是笨，對文字的領悟力低，陳增芝小姐應該不至於是這樣的一位記者。）
二、絕食學生的學生代表性基礎何在？多少社團、多少學校、多少人？
三、絕食學生沒搞清楚當年學運（註：大概是指「野百合」跟「六四天安門」）時的時空背景，那時兩岸都還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威權獨裁體制。（註：現在大陸可能還是不很自由）所以在已經完成民主憲政體制的台灣，民選總統沒責任為「一小撮絕食學生」，破壞憲政體制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或承諾看不到民意基礎與看不出合理性與必要性的「聯合政府」。
四、「一小撮」毫無代表性的「絕食學生」說選舉不公是不合理的。
五、如果只因為是「學生絕食」，就可以擁有理所當然的「道德性」、「正當性」與「合理性」，那還要選舉制度幹什麼？
六、如果不服選舉結果的政黨，只要有幾個黨工學生自告奮勇，對外以大學青年的身分，宣佈絕食就可以予取予求，那還要黨主席幹什麼？（註：這裡似乎是指責國親兩黨黨主席背後組織學生絕食，陳增芝小姐似乎是取得了確切的證據？）
七、大學生該學一般人民，不應當自認「絕食」就可以變得高人一等，可予取予求。
這兒我們先從第三條看起，陳增芝小姐似乎以此為一界線，劃分出正當與不正當的「學運」（註：我自己感覺有點斷章取義，但是短文就是這樣，很難真說清楚些什麼……）——靜坐、絕食甚至自焚……，因此我只好舉出美國——我們的民主前輩（註：雖然我滿嘲笑這種說法，但美國確實是大部分台灣人以為的自由、民主象徵），來對照陳增芝小姐所說的整個論點。
第一條我沒看懂，甚至可能會引起我的誤會，導致對陳增芝小姐產生不公平的道德鄙夷，故而略去不談。
美國的「民主憲政體制」，理論上應當比台灣要來得完整（註：其實，怎會有陳增芝小姐所指出：「完成」的「民主憲政體制」呢？），但自美國建國以來，學生運動就從沒停止過——相對的，當政者對學運參與者的污名化也從沒停止過……這其中多數要等到第二代興起後才得到平反（註：好像幾乎都獲得平反），比如「反越戰運動」被指為「不愛國」、「共產黨同路人」、「懦夫」、「吸毒者」……
一九○○年前，美國的學運的議題較小，多半只是抗議校內問題。一九○○至一九三○間，因社會主義興起，學生運動的議題開始擴大，開始針對當政者進行批判，但主題還多是繞在校園等問題上。
一九三○年到一九五○，經濟大恐慌與蘇聯老大哥興起、直到史達林下台是個分界點，這時學運幾乎是整個的消失了……這原因，後來判斷是因為保守主義興起，學生渴求安全感——當時的學生們對執政者經濟措施有信心，以及政府不斷灌輸出現了強而有力之假想敵；導致內部群聚力。（註：後來美國人發現自己也頗邪惡，不輸給邪惡帝國蘇聯老大哥）
一九五四年，南方諸州公然藐視美國最高法院的「種族合一」，引發了大規模的學運。一開始只是口頭抗議，但因為執政者疏於疏導，後來竟然轉成了激烈的行動抗議。這只是個開頭，從此美國學運就風起雲湧，成了知識份子的責任以及良心！
一九六二年二月，華盛頓的學生運動參與者有一萬餘人，抗議的主題是民權與和平（註：有夠空泛），目的是期待影響執政者的政策取向，甚至修法……這解答了陳增芝小姐的所提出來的第三、五條議論：雖然擁有偉大合法的「民主憲政體制」，但民眾還是可以秉著道德良心來提出異議的，這點在民主導師——美國，被視為一種偉大的自由象徵。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學運堪稱為經典（註：槍口上插朵玫瑰，這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以反越戰、反種族歧視為主題，甚至導致了：一九六四年加州柏克萊事件；一九六八年哥倫比亞大學事件。此段學生運動被污名化到了極點（註：許多反越戰人士被情治單位跟監許多年，包含披頭四、珍方達等）……越南淪陷那天，我正準備著高中聯考，國民黨政府在各媒體上厲聲疾呼告訴我們，越南就是淪亡在美國這些不知道乖乖讀書、只會鬧事的「暴民」手裡。那時我也這樣相信著——回家就燒了蒐集的所有唱片。
學生運動有什麼特殊地方？
首先，學生較不懂社會的利害關係，故而較為理想化，有時甚至理想到雲深不之處（從華爾街的老嬉皮懷念舊日，卻不敢行動可見一斑）；是一種反權威的具體化，包含反對家長、學校、社會、當政者，甚至對整個人類的環境不滿；第三，急於想要成長，想要讓自己重要起來，取代無能官僚。
一般來說，歷史上重要的學運都是體制外的非法活動，且帶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因此常造成警民衝突、死傷，美國警察打學運學生就像是在敲西瓜一樣，學生則用手邊能抓到的任何東西與之對幹，血肉橫飛。不過，似乎歷史從未指責過這些學生是「暴民」。
以人數上來說，一九六二年二月華盛頓學運雖有萬餘人參加，但在整體學生總人數比例中卻是少得可憐；但其影響卻是絕對的。在這種特殊的狀況來看，學運似乎不宜以「數人頭」方式來看待，學運本來就是帶有種「革命情懷」的「英雄主義」。這裡用鄭南榕先生或是林義雄先生來比喻或許不當，但他們雖是一個人的抗議行動，甚至自殘，卻不因此減少了正當或正義性。
三島由記夫為恢復大和魂而切腹（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雖然當時得到的只是圍觀群眾的譏笑、媒體的鬨鬧、評論家稱為鬧劇；但現在他這種為理想而死的精神卻是被肯定、被尊敬的，儘管我真的不懂恢復「軍國主義」有什麼道理。
民主最重要的地方在於：在「數人頭」的同時，多數仍要尊重少數，而不是因其「人頭少」而嘲笑其正當性——以上，就是我與陳增芝小姐所提出的第二、四、七條議論的分歧之處。
從來，只要是發生學運，像是雙胞胎一樣，立即相伴就會出現抹黑——懷疑參與學生的動機、手段、幕後黑手等等；但無論中外，卻幾乎沒有誰能在事後找出證據。大多學運的後期會被污染，「野百合」的後期也出現了民進黨的影子；但歷史證明，學運起初的動機幾乎都是單純的，問題是出在見到有機可趁的陰謀者，而非學生。
或許……只是或許，民親二黨黨主席真的有利用此次學生運動；但這只是政治人物的一己之私，又怎可以像陳增芝小姐在第六條如此毫不保留勇敢的指責學生？萬一將來找不出證據，《東森新聞》要怎樣向這些被污衊學生道歉，要怎樣向歷史負責？（註：不一定是污衊，但目前的證據呢？）
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下，媒體的監督被稱為第四權，也就是最後的監督者……如果第四權也失效的話，人民只能走向街頭，甚而直接以行動來監督政府。
從《東森新聞．大陸組召集人》陳增芝小姐屢次以媒體身份發表的言論來看，我個人感覺，在我還未對「司法」權失去信心前，第四權卻先身士卒的倒地不起了……誠然，媒體或媒體人一定會有所謂的政治立場，但身為無冕王，身為社會穩定的最後一道防線，豈可輕易在沒證據情況下說出——「只要有幾個黨工學生自告奮勇……」這種可怕的話？
個人曾為文批評卜大中，有些藝文界前輩笑我過份認真，當其小丑說笑即可。但我堅持的是——擁有媒體發聲筒的人，就是帶槍行走的人。當民眾們賦予一個人帶槍行走的同時，這人是不是該比別人更要小心謹慎？我們能想像一位警察在街頭隨意玩槍，無論他槍法是否準確，也不管他是否惡意，總之，這就是違反道德、違反人民託付的一種行為。
謬西 2004.04.08
首先，陳增芝小姐文中有點我是贊同的：抗議學生有無政治背景不重要、勿需為所屬政黨背景背負原罪。這裡我只想對此文的其他部分做一討論，希望沒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讀了陳小姐的文字……
陳小姐的立論我大膽的整理分類一下，大致是：
一、此次絕食運動沒創意。（註：老實說，這句話我沒看懂，應該是我天性愚魯，竟然感覺這話裡有著一種輕浮……不過我情願相信自己是笨，對文字的領悟力低，陳增芝小姐應該不至於是這樣的一位記者。）
二、絕食學生的學生代表性基礎何在？多少社團、多少學校、多少人？
三、絕食學生沒搞清楚當年學運（註：大概是指「野百合」跟「六四天安門」）時的時空背景，那時兩岸都還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威權獨裁體制。（註：現在大陸可能還是不很自由）所以在已經完成民主憲政體制的台灣，民選總統沒責任為「一小撮絕食學生」，破壞憲政體制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或承諾看不到民意基礎與看不出合理性與必要性的「聯合政府」。
四、「一小撮」毫無代表性的「絕食學生」說選舉不公是不合理的。
五、如果只因為是「學生絕食」，就可以擁有理所當然的「道德性」、「正當性」與「合理性」，那還要選舉制度幹什麼？
六、如果不服選舉結果的政黨，只要有幾個黨工學生自告奮勇，對外以大學青年的身分，宣佈絕食就可以予取予求，那還要黨主席幹什麼？（註：這裡似乎是指責國親兩黨黨主席背後組織學生絕食，陳增芝小姐似乎是取得了確切的證據？）
七、大學生該學一般人民，不應當自認「絕食」就可以變得高人一等，可予取予求。
這兒我們先從第三條看起，陳增芝小姐似乎以此為一界線，劃分出正當與不正當的「學運」（註：我自己感覺有點斷章取義，但是短文就是這樣，很難真說清楚些什麼……）——靜坐、絕食甚至自焚……，因此我只好舉出美國——我們的民主前輩（註：雖然我滿嘲笑這種說法，但美國確實是大部分台灣人以為的自由、民主象徵），來對照陳增芝小姐所說的整個論點。
第一條我沒看懂，甚至可能會引起我的誤會，導致對陳增芝小姐產生不公平的道德鄙夷，故而略去不談。
美國的「民主憲政體制」，理論上應當比台灣要來得完整（註：其實，怎會有陳增芝小姐所指出：「完成」的「民主憲政體制」呢？），但自美國建國以來，學生運動就從沒停止過——相對的，當政者對學運參與者的污名化也從沒停止過……這其中多數要等到第二代興起後才得到平反（註：好像幾乎都獲得平反），比如「反越戰運動」被指為「不愛國」、「共產黨同路人」、「懦夫」、「吸毒者」……
一九○○年前，美國的學運的議題較小，多半只是抗議校內問題。一九○○至一九三○間，因社會主義興起，學生運動的議題開始擴大，開始針對當政者進行批判，但主題還多是繞在校園等問題上。
一九三○年到一九五○，經濟大恐慌與蘇聯老大哥興起、直到史達林下台是個分界點，這時學運幾乎是整個的消失了……這原因，後來判斷是因為保守主義興起，學生渴求安全感——當時的學生們對執政者經濟措施有信心，以及政府不斷灌輸出現了強而有力之假想敵；導致內部群聚力。（註：後來美國人發現自己也頗邪惡，不輸給邪惡帝國蘇聯老大哥）
一九五四年，南方諸州公然藐視美國最高法院的「種族合一」，引發了大規模的學運。一開始只是口頭抗議，但因為執政者疏於疏導，後來竟然轉成了激烈的行動抗議。這只是個開頭，從此美國學運就風起雲湧，成了知識份子的責任以及良心！
一九六二年二月，華盛頓的學生運動參與者有一萬餘人，抗議的主題是民權與和平（註：有夠空泛），目的是期待影響執政者的政策取向，甚至修法……這解答了陳增芝小姐的所提出來的第三、五條議論：雖然擁有偉大合法的「民主憲政體制」，但民眾還是可以秉著道德良心來提出異議的，這點在民主導師——美國，被視為一種偉大的自由象徵。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學運堪稱為經典（註：槍口上插朵玫瑰，這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以反越戰、反種族歧視為主題，甚至導致了：一九六四年加州柏克萊事件；一九六八年哥倫比亞大學事件。此段學生運動被污名化到了極點（註：許多反越戰人士被情治單位跟監許多年，包含披頭四、珍方達等）……越南淪陷那天，我正準備著高中聯考，國民黨政府在各媒體上厲聲疾呼告訴我們，越南就是淪亡在美國這些不知道乖乖讀書、只會鬧事的「暴民」手裡。那時我也這樣相信著——回家就燒了蒐集的所有唱片。
學生運動有什麼特殊地方？
首先，學生較不懂社會的利害關係，故而較為理想化，有時甚至理想到雲深不之處（從華爾街的老嬉皮懷念舊日，卻不敢行動可見一斑）；是一種反權威的具體化，包含反對家長、學校、社會、當政者，甚至對整個人類的環境不滿；第三，急於想要成長，想要讓自己重要起來，取代無能官僚。
一般來說，歷史上重要的學運都是體制外的非法活動，且帶有強烈的意識型態。因此常造成警民衝突、死傷，美國警察打學運學生就像是在敲西瓜一樣，學生則用手邊能抓到的任何東西與之對幹，血肉橫飛。不過，似乎歷史從未指責過這些學生是「暴民」。
以人數上來說，一九六二年二月華盛頓學運雖有萬餘人參加，但在整體學生總人數比例中卻是少得可憐；但其影響卻是絕對的。在這種特殊的狀況來看，學運似乎不宜以「數人頭」方式來看待，學運本來就是帶有種「革命情懷」的「英雄主義」。這裡用鄭南榕先生或是林義雄先生來比喻或許不當，但他們雖是一個人的抗議行動，甚至自殘，卻不因此減少了正當或正義性。
三島由記夫為恢復大和魂而切腹（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雖然當時得到的只是圍觀群眾的譏笑、媒體的鬨鬧、評論家稱為鬧劇；但現在他這種為理想而死的精神卻是被肯定、被尊敬的，儘管我真的不懂恢復「軍國主義」有什麼道理。
民主最重要的地方在於：在「數人頭」的同時，多數仍要尊重少數，而不是因其「人頭少」而嘲笑其正當性——以上，就是我與陳增芝小姐所提出的第二、四、七條議論的分歧之處。
從來，只要是發生學運，像是雙胞胎一樣，立即相伴就會出現抹黑——懷疑參與學生的動機、手段、幕後黑手等等；但無論中外，卻幾乎沒有誰能在事後找出證據。大多學運的後期會被污染，「野百合」的後期也出現了民進黨的影子；但歷史證明，學運起初的動機幾乎都是單純的，問題是出在見到有機可趁的陰謀者，而非學生。
或許……只是或許，民親二黨黨主席真的有利用此次學生運動；但這只是政治人物的一己之私，又怎可以像陳增芝小姐在第六條如此毫不保留勇敢的指責學生？萬一將來找不出證據，《東森新聞》要怎樣向這些被污衊學生道歉，要怎樣向歷史負責？（註：不一定是污衊，但目前的證據呢？）
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下，媒體的監督被稱為第四權，也就是最後的監督者……如果第四權也失效的話，人民只能走向街頭，甚而直接以行動來監督政府。
從《東森新聞．大陸組召集人》陳增芝小姐屢次以媒體身份發表的言論來看，我個人感覺，在我還未對「司法」權失去信心前，第四權卻先身士卒的倒地不起了……誠然，媒體或媒體人一定會有所謂的政治立場，但身為無冕王，身為社會穩定的最後一道防線，豈可輕易在沒證據情況下說出——「只要有幾個黨工學生自告奮勇……」這種可怕的話？
個人曾為文批評卜大中，有些藝文界前輩笑我過份認真，當其小丑說笑即可。但我堅持的是——擁有媒體發聲筒的人，就是帶槍行走的人。當民眾們賦予一個人帶槍行走的同時，這人是不是該比別人更要小心謹慎？我們能想像一位警察在街頭隨意玩槍，無論他槍法是否準確，也不管他是否惡意，總之，這就是違反道德、違反人民託付的一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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